【澳门mgm集团】居里老婆传: 第拾章 孤军奋斗

  有人先给她送来了在比埃尔衣袋里找着的几件可怜的遗物:一枝自来水笔,几把钥匙,一个皮夹,一只表;表的机器还在走,表蒙子也没有碎。末了,在晚上八点钟,一辆救护车停在这所房子前面。玛丽爬上车去,在半明半暗中看见那个平静和蔼的脸。

  玛丽同这个地位很低的旧日朋友,一起到了娄蒙路,向那个棚屋最后道别。这个棚屋还在那里,一点没有动。黑板上还有比埃尔写的几行字,因为人们对这些字迹怀着虔敬的关切,所以没有人去碰它。似乎那个门就要打开,就要有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走进来似的。

  他极力以一种客观态度简明地解释情形。说到他不大熟悉的这种字样
:“取得专利执照”、“确定我们的权利”的时候,他的声音含着一种差不多听不出来的轻蔑;这也怪不得他。

  有一个有钱的妇人知道了这种情形,颇为感动,自愿帮助居里夫妇,并提议给他们在安静的郊外建筑一个研究院。比埃尔·居里有了希望,他把计划和愿望对她一一陈述。

  放射疗法的普遍发展亟需把这种贵重的材料极精确地分成极小的部分。到了要定一毫克的千分之一这种重量时,
天平就没有多大用处了。
玛丽想到根据放射物质发出来的射线来给这类物质“定量”;
这种困难的技术她做成功了,并且在她的实验室里设一个“测量组”;
学者、医生们以及普通公民都可以把他们的“放射性”产物或矿物拿到这里来检验,领取一份指明镭含量的证书。

  比埃尔继续说 :“或者我们可以自居镭的所有者和‘发明家’。
若是这样,那么在你发表你用什么方法提炼沥青铀矿之前,我们须先取得这种技术的专利执照,并且确定我们在世界各地制镭业的权利。”

  她吻他的脸,吻他那差不多还有热气的柔软身体,吻他那不可以屈伸的手。人们把她强拉到隔壁房间里去,不叫看死者入殓。她像是毫无知觉地服从了,后来忽然想起她不能让这几分钟这样过去,想起不应该让任何别的人照料那个血污的遗体,她又回来了,抱住尸体不放。

  在她面前,前途的轮廓已经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生物实验室刚刚完工,瑞果教授的助手已经在里面工作,到晚上,人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个新建筑的窗户里亮着灯光。几个月之后,玛丽也要离开
P.“.N.学部,把她的仪器移到比埃尔·居里路去。

  这两个大学者,为了想得到他们缺少的一年两三千法郎,作了一些拙劣而且不幸的尝试。

  比埃尔在楼下喊玛丽,问她是否到实验室去;玛丽正在楼上给伊雷娜和艾芙穿衣服,回答说她今天一定没有工夫去——但是她的话被嘈杂声淹没了。大门砰的一响,比埃尔忙着出去,很快地走了。

  伊雷娜和艾芙有时候听见几句有点奇怪的话,觉得很惊讶。爱因斯坦因为心里有事,不知不觉地沿着一些悬崖边上向前走,并且攀登上了一个极峰,而没有注意到他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忽然他站住了,抓住玛丽的手臂,喊着说:“夫人,你明白我须要知道的是,当一个升降梯坠入真空的时候,乘客准会出什么事”

  比埃尔和玛丽若是能够在那个简陋的实验室里,把他们的力量完全用于对付自然的引人入胜的奋斗,这两个研究者的生活一定是完全快乐的。可惜他们还须作别种奋斗,而在那些奋斗中他们并不是胜利者。

  1906年5月13日,理学院会议一致决定留给比埃尔·居里设的教席,这个职位以“代课教师”的名义给予玛丽。

  晚上她常常很晚才乘火车回家,家里已经亮了灯。

  亨利·柏克勒尔肯定这种特性并不取决于预先的日光照射;把铀的化合物放在黑暗中很久,这种特性依然存在。他发现了后来玛丽·居里叫做放射性的现象,但是这种放射性的来源还是一个谜。

  玛丽很适当地施赠,不张扬,不轻举妄动,也不过分。她决意在有生之年帮助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她愿意量力而为,以便永远能够继续帮助人。

  这本著作前面放的不是著者的像;玛丽在内封的前一页放了一张她丈夫的相片。在两年以前的1908年,另一本600页的书里也放了这张相片,那本书叫作《比埃尔·居里的著作》,
是玛丽整理修订后出版的。

  他们不再希望过不那么艰苦的生活了。居里夫妇渴望的实验室既不能有,也就满足于在棚屋里进行实验;而他们在那个小木板屋里度过的积极工作的时光,聊可安慰他们在其他方面遭到的挫折。他们仍继续教学,心甘情愿地做去,毫无怨恨。许多年轻的小伙子感谢比埃尔,记得他教的课极生动,极清楚。有许多赛福尔女生对于科学的喜爱是玛丽培养的,这个拥有金色头发的教授的斯拉夫语音,把高深的论证讲得娓娓动听。

  玛丽成了一架机器,甚至她的孩子的目光都不能唤醒她的感情。她行动呆滞,精神恍惚,似乎已经离开了活着的人们。

  她把悲痛深深藏在心里不使人看见,从来不在别人面前哭泣,不肯人怜悯或安慰,从来不对别人发出绝望的呼声,不告诉人在夜里折磨她的噩梦。但是她的近亲都忧虑地注意着她那总是无目标地向空注视着的目光,注意着她那筋络开始痉挛的手。她那感觉过敏的手指,因为许多次被镭灼伤,刺激过深,止不住总是相互摩擦着。

  镭有它的影子,有它的幻影:它自动产生一种特殊的气体——镭射气;这种射气也很活泼,即使把它封闭在玻离管里,它也依照一种严格的规律每天自己毁灭很多,温泉的水里就有这种射气。

  在这突然加强的说话声中,第一次响起了她惯有的勇气的微弱回音。

  在这几年的悲哀时期中,有两个人帮助玛丽:一个是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妻妹玛丽亚·卡米安斯卡,她是一个娇美而且温柔的妇人,经布罗妮雅请求,她应允在居里家里当家庭女教师和管家。她在这里使玛丽觉得与波兰靠近些,这是远离祖国的境况所难以得到的。后来卡米安斯卡女士因身体不好,不得不回华沙,后来是一些别的波兰保姆,不如她可靠,也不如她可爱,代替她照料伊雷娜和艾芙。

  居里夫妇在1899年作了一次远游,这次远游使他们很快乐。玛丽结婚后第一次回到祖国,不是到华沙,而是到奥属波兰,到德卢斯基夫妇建立疗养院的察科巴纳。一群很亲密的人,就住在离泥瓦工工场很近的“埃瑞公寓”里。斯可罗多夫斯基教师也来了,他仍很灵活,这次看到他的四个儿女,四家人家聚在一处,这种福气使他返老还童了。时光过得多么快呀!

  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对于他们所钦佩的人是忠诚的。

  在冬天,她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去看看前厅里的火炉,自己添煤捅火。她深信世上只有她最会生火,而她也确实知道如何先放纸和劈柴,上面再加上无烟煤或劈柴,像艺术家或化学家一样地安排一切。等那个火炉冒起了火焰,玛丽觉得满意了,就躺在沙发上休息;辛苦了一天,这时候她才喘过气来。

  但是,这是什么物质?玛丽在以前所作的试验中,已经检查过所有已知的元素了。

  玛丽正不舒服,让他的丈夫独自去参加仪式。比埃尔从英国带回来一枚很重的金奖章,上面刻着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他要在克勒曼大道的房子里,给这枚奖章找个地方安放,他处理得笨极了,丢了,又找着后来,忽然灵机一动,他把它交给女儿伊雷娜,这个六岁的女孩还没有过这样高兴的日子呢。

  她到波尔多去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离开时却引起热烈的评论。一大群人围住这个怪人——“这个要回到那边的女人”。
这个“女人”留心不让人知道她是谁,但是话比平常说得多,尽力想平息那些使人惊慌的谣传,并且温和地说巴黎一定“可保”,
居民一定不会遭到任何危险。

  学者们对于出乎意料的现象的第一个反应,总是怀疑。

  她也想到了自己。她在克勒曼大道的房子里装设了一个“新式”浴室,并且把一间小屋子里的褪色帏幔换了新的,但是她没有想到趁得诺贝尔奖金的机会去买一顶新帽子。她虽坚持要比埃尔辞去在理化学校的教职,她自己却继续在赛福尔教课。她爱她的学生,觉得自己的体力还可以继续任课,而且这是一个有固定薪金的位置。

  人们也毋需说到那些新闻记者,他们在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妇人受匿名信烦扰、受暴力的公开威胁而且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还有勇气污辱她。后来其中有些人求她宽恕,
说了许多表示懊悔的话,
流着眼泪但是这个罪行已经造成恶果,玛丽被逼得几乎要自杀或发疯,并且因为体力不支,她患了重病。就在玛丽把前途看得极暗淡的时候,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建议向她提了出来,使她极为激动,而且颇费踌躇。

  这一年有一些不幸的事发生,首先是怀孕,后来是早产,玛丽对于这次失望觉得很悲哀。

  玛丽就是在工作最忙的时候,也总留出时间照料孩子;因为她有职务,不得不把她的两个女儿交给女仆,但是定要亲自证实伊雷娜和艾芙睡得好,吃得好,梳洗得整洁,没有感冒或任何疾病,她才放心。若是她偶尔没有十分注意,伊雷娜一定提醒她!伊雷娜是个很专制的孩子,嫉妒地独占着她的母亲,只勉强容许母亲照料“小的”。
冬天时候,玛丽常在巴黎走很远的路,去找伊雷娜肯吃的一种苹果和香蕉,若找不到,她差不多不敢回家。

  这种技术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很缺乏,使玛丽很忧虑,她建议政府开办并常设放射科训练班。不久就有20个人聚在镭研究院学初级课程,包括电学和X
射线理论、实习和解剖学。教授是居里夫人、伊雷娜·居里和可爱而且博学的克兰小姐。

  这些发现外行人并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于学者们却有极大的吸引力。物理学上常有一种不可解的现象,经过几次研究之后,却可以归入以前已知的定律,这么一来研究者也就立刻失掉对它的兴趣!

  分娩很痛苦而且时间很长。终于,在1904年12月6日生了一个肥胖的婴儿,头上竖着黑发。又是一个女儿:取名叫艾芙。

  自从1905年革命发生之后,沙皇政府逐渐动摇,在俄国,对于思想自由作了一些让步,就是在华沙,生活条件也不像以前那样严酷了。1911年,华沙一个较独立的很活跃的科学协会请玛丽作“名誉会员”。
几个月后,那些知识分子想到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在华沙创设一个放射学实验室,请居里夫人来领导,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学者迎接回去,让她永远留在祖国。

  比埃尔·居里在十月离开工艺学校,换了一个报酬比较高的工作,在居维埃路索尔本附设的P.C.N.学部任教。玛丽也尽她的一部分责任,申请到凡尔赛附近赛福尔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职。该校副校长给她送来了聘书。

  她过去的命运比他的艰苦。20多年以来,从她还是一个16岁的波兰姑娘,头脑里装满了节日的回忆,由乡下回到华沙谋生的那一天起,她几乎没有停止过工作。她的青年时期在孤寂中度过,在一个冰冷的顶楼里埋头看物理学书籍;而后来在恋爱的时候,恋爱又与工作连在一起,不能分开。

  居里夫人的健康逐渐好转。到1913年夏天,玛丽背着背囊徒步游历昂加地纳,想借此试验自己的体力。她的女儿和她们的保姆陪着她,这一组旅行者中还有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他的儿子。几年来,居里夫人和爱因斯坦之间有极好的“天才友谊”,他们彼此钦佩,他们的友谊是坦白而且忠实的。他们有时候讲法语,有时候讲德语,喜欢不断地讨论物理学理论。

  镭的用处大极了!

  玛丽在家里与女儿们和居里大夫一起吃午餐的时候,比埃尔正在饭店里和他的同事们亲切交谈。他喜爱这种平静的聚会,他们在那里谈索尔本、研究和职业。这次一般性的谈话转到实验室里可能会突然发生意外事故,比埃尔立刻拟订了一个减少研究者危险的规则。

  德国军队的迅速推进,使玛丽面对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她是应该到布列塔尼去和她的女儿们在一起,还是应该留在巴黎?若是敌军有占领首都的威胁,她是否随卫生机关一起撤退?

  现在奋斗的力量加了一倍,在娄蒙路的潮湿的小工作室里,有两个头脑、四只手在找寻那种未知的物质。从此以后,居里夫妇的工作中就不可能辨别哪一部分是哪一个人的成绩了,玛丽在选铀射线为论文题目时,发现了别种也有放射性的物质。她在检查一些矿物之后,已经能够宣布有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存在,它的放射性很强。这个结果的重要性,已经驱使比埃尔·居里中止他自己的完全不同的研究,而和他的妻子一起来离析这种元素。他们从1898年5月或6月开始合作,持续八年,直到突然发生了一件致命的意外事件,才残酷地破坏了这种合作。

  1903年11月,一封信通知居里先生和夫人,伦敦的皇家学会把该会的最高奖戴维奖章赠给他们,以表推重。

  和她竞选的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和著名的天主教徒埃都亚·布朗利。“
赞成居里者”与“赞成布朗利者”,自由思想者与教会中人,赞成选妇女入科学院的人们与反对这种惊人的改革的人们,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对抗,玛丽无能为力地和惊慌地看着这些她没有料到的争论。到四点钟,玛丽·居里只差一票落选了。

  不可思议的镭!把它提纯成氯化物,就是一种灰暗的白色粉末,往往会被当作厨房里用的普通的盐。但是它的特性,越来越认识清楚以后,真是惊人。

  她的衣服是黑色的,领口开得很小;她那双被酸液烧坏的手上,没有饰物,连结婚指环都没有。在她旁边,这个邻国里最美丽的钻石就在一些裸露的脖子上闪闪发光。玛丽由衷高兴地看着这些珠宝,并且惊异地注意到她那一向漫不经心的丈夫也在注视这些项链,注视这些“金刚石颈饰”

  孩子们在前面跳跃着作先锋,这次旅行使他们高兴极了;稍后一点,那个爱说话的爱因斯坦精神焕发,对他的同行叙述他心里萦绕着的一些理论,而玛丽因为有极丰富的数学知识,是欧洲极少数能了解爱因斯坦的人之一。

  他安心了,然后又加两句,像是结束某一琐碎问题似的
:“今天晚上我就写信给美国工程师们,把他们所要的资料给他们。”

  新生婴儿的微笑和嬉戏,使这个年轻的母亲感到愉快;极小的孩子总能使她怜爱。她在一本灰色笔记本里,随时记载艾芙最早会作的姿势和开始长出的牙齿,正如以前对待伊雷娜那样。玛丽的神经状态随着这个婴儿的发育渐渐好转。分娩造成的强制性休息使她放松了,从而使她恢复了生活的情趣。她又以愉快的心情去接触她的仪器,这种心情她曾经忘记了。不久她又到赛福尔去教课。她动摇了一些时候,现在恢复了她的坚定步伐,又走上了艰苦的途程。

  居里夫人完全料到了:这次战争是长期的,而且伤亡一定很重,伤员越来越需要就地做手术,前线各战地医院里必须随时有外科医生和放射科医生,X
光汽车会被请去作极有价值的工作。

  钋和镭的特性推翻了几世纪来学者们相信的基本理论。这些放射性物体的自发放射如何解释?这种发现动摇了全部已得概念,并且与已经根深蒂固的物质观念相反。因此,物理学家要保持谨慎态度,他们对于比埃尔和玛丽·居里的工作极感兴趣,但是还要等得到决定性的结果之后,再表示意见。

  接待他们的是情深意厚和仁慈的熟人克尔文勋爵。

  她对她的女儿说
:“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是瑞典币。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回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

  后来由波兰又传来坏消息:布罗妮雅的第二个孩子,一个男孩,患结核性脑膜炎,几天就死了。

  他发现了一个有天才的伴侣,觉得欣慰无限;就希望她也像自己一样,完全牺牲在他所谓的“主要思想”

  她关上了实验室的门,像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样,去当一个白衣护士她立刻取得在卫生服务机关工作的证件。在这个机关里她发现了当局似乎不加注意的缺点,但是觉得这是很不幸的缺点:所有前线和后方的医院差不多都没有X
光检查设备!

  这个年轻的妻子料理家务,给她的小女儿洗澡,并且把平底锅放到火上而在理化学校的那个简陋的实验室里,这个女学者又做出了近代科学史上最重要的发现。

  或许就是那天早晨,或许是头一天,醉人的春光的魅力和宁谧使比埃尔平静下来,他看看在草地上蹦跳的两个女儿,再看看一动不动地躺在身边的玛丽。

  瑞典币换成了法郎,接着就变成公债、“
国民捐款”、“自动捐献”并且正如玛丽预料到的,一点一点地消耗完了。居里夫人把她的金子送到法兰西银行,收款的职员接受了金钱,但是很愤激地拒绝把那些光荣的奖章送去销毁。玛丽并不觉得高兴,她认为这种拜物主义是荒谬的,她耸了耸肩,把奖章带回实验室。

  这些哀痛已经使玛丽的生活罩上阴影,而偏偏又有一种更严重的忧虑来破坏它:比埃尔病了。他常感到剧痛,因为没有明确症状,医生们叫它风湿症,这种病残酷地打击着他,使他痛苦不堪,整夜呻吟,他那吓慌了的妻子守着他。

  这样残酷地在雨中和泥中长辞人世,惊动了舆论,各国报纸都用好几栏篇幅哀婉动人地报导了多非纳路的不幸事件。许多表示同情的函电纷纷送到克勒曼大道,签名的有国王,有部长,有诗人,有学者,夹杂着一些不知名的人。在成捆的函件、文章、电报之中,有一些有真正感情的呼声。

  一项伟大的发现,一种传遍的声望,两次诺贝尔奖金,使当时许多人钦羡玛丽,因此也就使许多人仇视她。

  这很不容易。精密仪器有许多阴险的仇敌——潮湿和温度的变化。这间小工作室的气候对于灵敏的静电计是致命的,对于玛丽的健康也颇有妨害不过这无关紧要。这个女物理学家觉得太冷的时候,就在她的工作笔记本上记下摄氏温度计指明的度数,作为报复。在公式和数字之间,1898年2月6日的记载是“温度六度二十五分。”

  第一步,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步,是把比埃尔选为科学院院士。这个学者第二次又受到拜访的磨难。

  娄蒙路、居维埃路、比埃尔·居里路三个地址,三个时期。玛丽自己没有觉得,她在这一天里已把她那美好而又艰辛的学者生活的道路又经历了一回。

  这些严格的考试,这些严肃而且朴实的仪式,对于有天才的研究者和对于努力的工作者,都以同样的方式举行,这并不可笑。

  只有居里大夫和一个女仆在这所空荡荡的房子里,他看见这些重要的客人觉得惊讶,向前迎接这两个人,看见他们的脸色显得很慌乱。保罗·阿佩尔奉命先通知玛丽,所以在她的公公面前保持一种尴尬的沉默。

  但是玛丽从来不受怨恨的驱遣,她急切地、真诚地考虑自己的责任所在。回国这个主意很吸引她,同时也使她害怕。这个妇人身体的虚弱状况,使她惧怕作任何决定。此外还有一件事:居里夫妇渴望了很久的实验室,现在终于决定创设了。这时候逃离巴黎,就是使这个希望全归乌有,就是消灭一个伟大的梦想。

  想不到再看到父亲的脸,她简直受不了。在旅途中她知道他死了,就打电报求她的姐姐们暂缓把他下葬。她走进灵堂,只看见一具棺木和一些鲜花。她很奇怪地坚持要开棺,照办了。死者无生气的脸显得很平静,一个鼻孔流出来一点血,在脸上留下了一道淡淡的干血痕。玛丽对着这个脸告别并且请求原谅。她时常暗暗地责备自己不应该留在法国,这个老人原计划和她在一起度过余年,而她使他失望了。她在寂静中对着这个打开的棺木,低声自责,直到她的哥哥和姐姐们勉强使这令人痛苦的一幕停止。

  居里夫妇设法拒绝访问,封锁他们的门,自己关在那个从此有了历史价值的简陋实验室里;他们的工作和私生活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他们的谦虚使一些最不狡滑的新闻记者惊叹而且尊敬,这种谦虚也出了名,并且变成一件公开的事,变成写文章的好题目。

  比埃尔·居里路上这座“前途的庙宇”终于在那个不平常的七月里落成了。现在只等着它的镭、它的工作者和它的领导人。

  在居里夫人去世后很久,过了30年或40年,他们的工作笔记本仍藏有这种活跃而且神秘的“活动”,仍将影响测量仪器!

  比埃尔·居里在1905年7月3日进入了科学院但是够勉强的!有22个院士投票选了他的竞选者哲内先生。

  在法国,所有的暴风雨都过去了,这个女学者达到了光荣的极峰。两年以来,工程师内诺正在比埃尔·居里路替她建筑镭研究院。

  但是,这里面不只是一个罪犯,放射性主要集中于沥青铀矿的两个化学部分里面。居里先生和夫人认为这是有两种不同的新物质存在的迹象。到1898年7月,他们已经可以宣布发现了这两种物质之一。

  雨已经把那沾在一个车轮上的血迹一点一点地洗掉了。

  或者,她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着,慢慢咀嚼一个面包和一个果子。

  “比埃尔!”

  当时的报纸上登载比埃尔的相片,旁边就是玛丽的相片——形容玛丽是“一个金色头发的年轻妇人,风度优雅,身材苗材”,
或是“一个可爱的母亲,感觉敏锐,
同时对于深奥的事物有一种好奇的精神”,还有他们的“可爱的小女儿”和一只在饭厅里火炉前缩成一团的叫做第第的猫的相片。这些相片旁边有很美的文字描写那所小房子和实验室,写居里夫妇愿意独自贪图幽趣和清贫风味的两个退居之所。克勒曼大道的房子,成了“贤士之庐”,
成了一所“可爱的住房,地址很远,在巴黎的偏僻而且寂静的区域内,在城堡荫蔽之下,里面隐藏着两个大学者的亲密快乐”。

  在那个白色小建筑中,安装玻璃的工人正在各层楼上唱着歌,吹着口哨。下面的大门口,石头上已经刻了这几个字:镭研究院——居里楼。

  这是放射性的发现所揭露出来的事实。哲学家只好重新开始研究哲学,物理学家只好重新开始研究物理学。

  如此,这些官方计划的用处就缩小了。

  罗大夫同副校长李亚尔彼此达成谅解,解决了争论。大学和巴斯德研究院共同出资——各出40万金法郎创设一个镭研究院;里面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研究放射学的实验室,由玛丽·居里领导;一部分是研究生物学和放射疗法的实验室,由著名学者兼医生克娄德·瑞查教授领导,专研究癌瘤治疗方法。这两个孪生的研究机构彼此合作,发展镭学。

  玛丽的见解很简单,像天才的偶然发现一样简单。

  第一个适合居里夫妇才干的职位,是瑞士提供的,而给予他们最初几个荣誉的,却是英国。

  她乘坐的这列兵车里,只有她一个是“平民”,这辆车慢得令人难以置信,有几次它在田野里一停就是好几小时。有个战士从背包里拿出一大块面包给她,她接受了。从前一天离开实验室的时候起,她就没有工夫吃任何东西,所以饿得要命。

  这种无休无止的奋斗,使比埃尔极为疲倦,他几乎要放弃它。他不是想放弃研究镭和放射性,但是他很愿意暂时放弃这项特定的工序:提炼纯镭。种种困难似乎无法克服。他们不能等将来在较好的条件下再继续这项工作么?他注重各种自然现象的意义,甚于注意它们的具体现实状况;他看见玛丽用尽力量所得的有限结果,觉得烦恼,劝她暂时休战。

  比埃尔倒在地上,活着,并未受伤。他没有喊,差不多也没有移动,马蹄和货车的两个前轮从他身体两旁过去,并没有碰伤他。可能会出现一个奇迹,但是那辆极大的车,载着六吨重的东西,还要再走几公尺。左边的后轮碰到一个不结实的障碍,一转就把它压碎了。这是一个前额,一个人的脑袋。脑颅碎了,一种红色的粘东西溅在泥里——比埃尔·居里的脑子。

  她准备离别她的女儿们,把她们托付她丈夫的哥哥雅克照料。

  玛丽的研究绝不是这样。她越深入研究铀射线,越觉得它不寻常,具有一种未知的性质,同任何东西都不相象,也不受任何东西影响。虽然它的能量很弱,却有一种特殊的“个性”。

  在这一方面,她使比埃尔很惊讶,使他不高兴。

  她必须抚养两个孩子,供给她们和她自己的生活费用,并且出色地承担一个教授职务。她失去了比埃尔·居里杰出的精神财富,然而她必须把她与这个伴侣一同从事的研究继续下去。他的助手和学生得由她来指示和教导,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使命:创立一个对得起比埃尔的实验室,使青年研究者能在里面发展放射学这种新科学,这是比埃尔未能实现的梦想。

  好几个地方的研究者都从事探寻未知的放射性元素,希望有新发现;这是有结果的工作,次第发现的有新钍、放射钍、放射铅在1903年,两个英国学者拉姆赛和苏狄,证明镭不断放出少量气体——氦气;这是原子嬗变的第一个已知例证。稍后,仍在英国,卢瑟福和苏狄重提玛丽·居里在1900年预料的假定,发表了一个惊人的“放射嬗变学说”。
他们肯定放射元素虽然看似没有变化,实际上却处于自动演变状态,变化越快,其“活动”也越有力量。

  居里夫妇现在有一个新的理由要过“野人生活”,他们要逃避好奇的人们。他们比以前更常到偏僻的村庄去,若是必须在乡下的旅店里过夜,他们总是用假名字登记。

  居里夫人的学生人数与日俱增。美国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在1907年赠给玛丽一些奖学年金,使她在居维埃路可以接受一些新生。他们参加到大学雇用的助手和一些自愿来此工作的人中来。其中有一个天赋极好、身材很高的男孩莫里斯·居里,他是雅克·居里的儿子,在这个实验室里开始他的科学生涯,玛丽为侄子的成功感到骄傲,她始终像母亲一样仁慈地对待他。

  玛丽没有离开过她的第一克镭。后来她把它赠给她的实验室了。这一克镭只代表她的奋发工作,此外并无其它价值。在那个棚屋已经被拆房工人用鹤嘴锄毁平、居里夫人也去世了的时候,这一克镭仍然是一种伟大工作的辉煌象征,仍然是两个人一生中英勇时期的辉煌象征。

  那两匹雄壮而年轻的马,因为主人不在旁边,而有点不安,打着响鼻儿,用蹄子敲着地。

  这个七月是1914年7月。玛丽的周围异常空虚。这时,战争爆发了,她的同事和实验室中所有的工作者都已经入伍了。她身边只剩下了她的机械师路易·拉果,因为他有心脏病,动员不动他;还有一个身材太矮小的女仆。

  它的辐射强度超过居里夫妇所有的预测,比铀的辐射强200万倍。科学已经分析了、详细研究了这种作用,把镭的射线再分为不同的三种,它们能透过最不透明的材料。只有很厚的铅层能够挡住这些射线的看不见的辐射。

  居里夫妇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贫寒、辛苦、甚至于人们的不公正行为;现在,他们生平第一次显露一种奇怪的神经不安。他们的荣誉越大,他们的不安越甚。

  玛丽操心的第一件事,是要让她的女儿们和她的公公能过上健康的生活。她在梭镇舍曼得费尔路租了一所不甚雅致的住房,但是附有一座可爱的花园,使这所住房也显得美丽了。居里大夫在这里独自住在一侧分开的屋子里。伊雷娜得到一块地,随她自由栽种,她觉得快乐极了。艾芙由保姆照看着,在草地上的草丛里打她喜欢的龟,并且在窄径里追黑猫或虎斑猫。

  为了要尽到良心上的责任,比埃尔强调说
:“我也这样想但是我不愿意我们这样轻率地作出决定。我们的生活很困难,而且恐怕永远是困难的。我们有一个女儿也许还会有别的孩子。为了孩子们,为了我们,这种专利代表很多的钱,代表财富。有了它,我们一定可以过得舒服,可以辞掉辛苦的工作”

  只有一件给居里夫妇带来了真正的快乐。比埃尔从此将有三个合作者:一个实验室主任,一个助手,一个工人。

  恶毒的诬蔑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一样扑到她身上,并且妄图毁灭她。有一个阴险的运动在巴黎大肆反对这个44岁的衰弱妇人,她因为工作过劳,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在1898年7月科学院的《论文汇编》里,人们读到下面这一段:“我们相信我们从沥青铀矿中提取的物质,含有一种尚未受人注意的金属,它的分解特性与铋相近。如果这种新金属的存在确定了,我们提议把它定名为钋,这个字来源于我们之一的祖国的国名。”

  荣誉不关心将来,而比埃尔和玛丽去要向将来努力。荣誉降临大人物身上,用它的全部重量牵制他们,力图阻止他们向前进。诺贝尔奖金授予居里夫妇的消息一发表,千百万的男子、妇女、哲学家、工人、教授、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身上。这千百万人把他们的热心献给居里夫妇,却要换回极大的补偿!他们把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放射学列入已经取得的胜利后就不去帮助它发展,而只忙着玩味它产生时的一些生动细节。他们要打破这一对惊人夫妇的秘密,因为这两个学者的双重天才、坦白生活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已经造成一种传奇。他们的热烈敬仰扰乱了他们的偶像的生活,并且夺去这对偶像希望保持的唯一财富:沉思和宁静。

  由一个没有什么顾虑的人看来,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她可以借此体面地离开法国,不再理睬诬谤,不再理睬残忍的行为!

  他们的目标是要取得纯镭和纯钋。在这两个学者已经提炼成的放射性最强的产物中,这两种物质仍只有不易觉察的痕迹。

  几个警察抬起那瞬间就被夺去生命的还有热气的躯体。他们连着叫了好几辆出租马车,但是车夫都不愿意把一个鲜血淋漓的泥污尸体放在车里。过了几分钟,好奇的人都聚扰来挤在一起。人群在那辆停着不动的货车周围越围越密,都向无心造成这场惨剧的车夫路易·马南发出怒喊。后来有两个人抬来了一副担架,把尸体放上去,毫无用处地在一间药房里停了一下,才抬到附近的警察分局去,在那里打开他的钱包,检查他的证件。风声一传出去,说牺牲者是比埃尔·居里,一个教授,一个著名的学者,人们的骚动立时加倍了;许多人握拳要打马车夫马南,警察不得不出来干涉,保护他。

  在这次短期休假之后,玛丽到英国去,后来又到布鲁塞尔去,在那些地方有一些科学上的隆重仪式要她参加。她在伯明翰又接受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放射性简直迷住了这个女物理学家,她毫不疲倦地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各种极不相同的物质。在玛丽的性格里,好奇心,女人的非凡的好奇心,学者的第一种美德,发展到了最高度。她不限于观察盐类和氧化物这些简单化合物,她忽然想要把在理化学校采集的矿物加工成各种标本,当作消遣,用静电计把它们用于海关检查。比埃尔赞成她的意见,并且帮助她挑选硬的、最容易碎的、奇形怪状的矿脉碎片。

  尤其是玛丽,她已经失去了她的热情和愉快。她不像比埃尔那样完全潜心于科学思想。每日发生的事影响她的感觉和神经,而且引起很坏的反应。

  玛丽的另外一个最可贵的同盟,乃是居里大夫。

  她对这种奥秘反复思考,追求真相,同时加快步伐,不久就确定这种不可解的辐射是一种原子的特性。

  但是他们最好的化装,还是他们的本来面目。一个笨手笨脚的男子,衣服穿得很随便,在布列塔尼一条空荡荡的路上推着一辆自行车向前走,陪伴他的那个年轻妇人,装束像农村妇女;看见这样两个人,谁会想到他们就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玛丽请布罗妮雅陪她去瑞典,并且把大女儿伊雷娜也带去了。这个孩子参加了这次庄严的集会,24年后,她也要在这个大礼堂里接受这种奖金除了照例的接待和在王宫里晚餐之外,还有一些特别为玛丽组织的庆祝会。她保留着的最愉快的回忆是农村妇女组织的一个庆祝会,几百妇女穿着鲜艳的服装,头上戴着插有点亮的蜡烛的花冠,烛光随着她们的动作闪动。

  这种放射性的新科学的发展有了一个惊人的开端,居里夫妇现在需要合作者。直到这时候,只有一个叫作伯第的实验室工人偶尔来帮一点忙。这个勇敢的人,在他工作钟点以外的时间,由于他个人的热心,差不多秘密地来与他们一起工作。但是他们现在需要杰出的技术人员。他们的发现在化学领域内有重要的进展,这是必须专心加以研究的,他们愿意与有能力的研究者合作。

  到了快第二次分娩的时候,她虚弱到了极点。除了她的丈夫,她不爱任何东西:不爱生活,不爱科学,甚至于也不爱将生的小孩;而她的丈夫的健康无时无刻不使她忧虑。布罗妮雅由波兰来照料她生产,看到这个被压垮了的、失了常态的玛丽,觉得无限惊骇。

  虽然如此,她心里极少快乐!她有种种使她不安的切身烦恼,她想到她中断了的工作,想到她在波兰的渺无消息的一家,还加上她对于全世界的荒谬疯狂的惊惧。她看见成千具碎裂的躯体,听见呻吟和狂喊,这种记忆在长时期内使她的生活总是郁闷的。

  以后炼出来的镭的价值就不同了,它们有金子的价值。正式出售的镭是世界上最贵的东西,一克值75万金法郎。

  到了六点钟,锁孔里有钥匙转动的声音,玛丽出现在客厅门口,愉快而且活泼。她从朋友们过于尊敬的态度中,隐约看出有表示哀悼的可怕迹象。保罗·阿佩尔重述经过情形,玛丽完全不动,完全僵直,这种神气使人们相信她一点没有听懂。她并没有倒入他们亲切地伸出来扶她的手臂中,她不呻吟,不哭泣;人们说她像木头人一样地毫无生气,毫无感觉。过了很长而且可怕的寂静,她的嘴唇终于动了,她低声问着,渴望听到什么否认的话:“比埃尔死了?死了?真的死了?”

  X 光汽车,X 光设备,射气服务这还不够。

  在这种分工中,玛丽选了“男子的职务”,
做的是壮汉的工作。她的丈夫在棚屋里专心作细致的实验。

  这个有名望的长者把居里夫妇的成功看作自己的事,对他们的研究引以自豪,好像这些研究是他自己的成绩。他带他们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在走路的时候,他慈父般地用一只手臂搂着比埃尔的肩膀,并以真挚动人的愉快神色把巴黎给他带去的礼物指给他的合作者看。那真是物理学家的礼物:封在玻璃瓶里的一克贵重的镭。

  在玛丽看来,这不是一个胜利,而是两个胜利,波兰从灰烬中再生了,它过了一个半世纪的奴隶生活,现在恢复了独立。

  玛丽后来写道
:“白天看不见这种光,但是在半黑中就很容易看出来,在黑暗中,一点儿镭发的光就足够照读之用。”

  第二天雅克·居里到了,玛丽的收紧的喉咙才松驰,眼泪的闸门才打开;她独自对着这一存一殁的两兄弟,终于哭出来了。后来她又坚定起来在房子里徘徊,问人是否已经照常给艾芙梳洗。她到花园去叫伊雷娜,隔着栅栏和孩子说话。她告诉孩子“爸”的头上受了重伤,需要安静。这个无忧无虑的小孩就又去玩耍了。

  是的,她不知道。尤其因为她是一个天真的波兰女子,她想如果拒绝第二祖国给她的这种崇高的科学荣誉,恐怕显得太自负、太忘恩负义了。

  “怎么样呢,我们须在两种决定中选择一个。一种是毫无保留地叙述我们的研究成果,包括提纯方法在内”

  玛丽把对于科学的爱和对于丈夫的爱融会于一种热诚之中,强制自己过一种紧张的生活。比埃尔和她一样深情,他们的理想也是一致的。但是比埃尔有过很长的懒散时期,有过热烈的青春,有过活泼的情绪。

  法国只有两种办法对健在的伟大人物表示尊崇:给予荣誉勋位和科学院院士头衔。1910年拟授予玛丽以骑士十字勋章,但是她受了比埃尔·居里的态度的启发,拒绝加以接受。

  她认为自己是坚不可摧的,因为她已经用轻蔑疾病和随随便便的日常生活,克服了她的亲属为她担心的结核病。但是从那本她按时记下自己的体重的小笔记本里,可以看出她的体重每星期减轻,在棚屋里过了四年,玛丽减了七公斤。他们的朋友常说她脸太苍白,气色不好;有一个青年物理学家甚至于给比埃尔·居里写了一封信,请他爱惜玛丽的身体,并且自己保重。

  居里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成了“鼎鼎大名”。
这对夫妇钱比以前多,快乐的时光却比以前少了。

  虽然玛丽能够从容地考虑住在被包围、被轰炸甚至于被占领的巴黎生活,然而有一件宝物——实验室所拥有的那一克镭却要她加以保护,不让侵略者侵占。

  不过,玛丽和比埃尔要习惯室外的严寒,这也是很需要的。他们的微不足道的设备,没有把有害气体放出去的叫做“通风罩”的装置,而且大部分炼制工作必须在院子的露天里进行。每逢骤雨猝至,这两个物理学家就狼狈地忙把设备搬进棚屋,大开着门窗让空气流通,以便继续工作,而不至于被烟窒息。

  比埃尔想穿过马路,走到那边人行道上去。他心不在焉地突然移动,离开出租马车给他的掩护,这辆车的四方车箱遮住了他在视线;他向左走了几步,撞着一头喷着热气的牲口。那辆货车这时候正横过这辆马车,他撞的是驾车的一匹马。两辆车旋风一般地挨近了,比埃尔吃了一惊,拙笨地移动了一下,想贴在马胸前,但它突然后腿站起。这个学者的鞋底在湿地上一滑,听到一声叫喊,引起了一阵惊惧的喊声。比埃尔已经跌在两匹马的铁蹄下了;过路的人大声喊着:“站住,站住!”
马夫急忙收缰,可是毫无用处,这两匹马仍然向前驰去。

  她很少有工夫回梭镇吃午饭,所以又常到拉丁区那些小饭馆去,这是她从前和现在一样独自去的地方;所不同的,只是她那时候年轻,充满了不自觉的希望。

  自从伦琴发现X 射线之后,亨利·普安加瑞就有意研究,与X
射线类似的别种射线是否是“荧光性”

  天真的比埃尔以为他可以用“设备费”购买仪器,添全他的器材。不错,他可以这样用,但是必须把新建筑用费从这笔小款子里提出来。当局是把建筑费和“设备费”当作一件事的!

  这位老人在1910年2月25日去世。梭镇的墓地在冬季很冷,而且很荒凉,玛丽在那里要掘墓穴的人作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工作:她要他们把比埃尔·居里的棺木由穴中移出,把居里大夫的棺木放在底下,再把比埃尔的棺木放下去。在比埃尔的棺木上面留了一个空地方,预备将来葬她自己,因为她愿意与她的丈夫同穴,死后永不分离;她在她的生圹前看了好久,毫无惧色。

  玛丽作了一个赞成的手势,并且喃喃地说 :“是,当然如此。”

  祸患突然降临居里的家门。一些汽车和出租马车,沿着巴黎旧城墙逡巡不宁,接着在荒凉的克勒曼大道停住。共和国总统府派来的人在门前按铃,听说“居里夫人没有回来”,
没有说明来由就走了。铃又响了,理学院院长保罗·阿佩尔和让·佩韩教授走了进来。

  玛丽坐在一辆满载政府人员和官员的火车里,身穿一件黑羊驼呢的防尘外衣,带着一个小行囊和一克镭——一个装着许多小试管并且包了铅皮的匣子。

  在夏天,因为棚顶是玻璃的,棚屋里面燥热得像温室。

  将近两点半钟的时候,他微笑着站起来向朋友们告辞,并且和当天晚上还要见面的让·佩韩握手。走到门口,他不在意地看了看天空,向那一天雨云蹙了一下额,然后打开他的大雨伞,在倾盆大雨中向塞纳区走去。

  她不敢把这一点珍贵的东西交给任何使者,决定亲自把它运到波尔多去。

  的生活,他们彼此一样,都是为了过这种生活而降生的。

  玛丽失去了伴侣,世界失去了一个伟大的人物。

  玛丽现在常从居维埃路跑到建筑工地去,在那里拟定计划并且与工程师讨论。这个头发斑白的妇人有一些最新、最“现代化”的意见。她当然想着她个人的工作,但是她尤其愿意建筑一个可以用30年、50年的实验室,愿意这个实验室在她化为灰尘之后可以用好多年。她要求宽大的屋子,要求能使研究室充满阳光的大窗户;她还要一个升降梯,不管这种费钱的新设施会使政府派来的工程师如何气恼她要自己栽种蔷薇,挥动着铲子,用双手在没有盖成的墙脚下堆土,她每天浇水。当她立起身来站在风里的时候,她似乎是在看着那些无生气的石头和有生命的树木一起长高。

  他以很平静的语音说
:“我们须略谈一下有关我们的镭的事。制镭业将有大发展,现在可以说这是无疑的了。你看,这是布发罗寄来的信,有一些要在美国创立制镭业的工程师请求我们向他们提供资料。”

  实验室?什么实验室?谈不到有实验室啊!

  1913年玛丽回到华沙去参加放射学实验室落成典礼,身体依旧很不舒服。俄国当局自动不过问她的行动,没有一个官员参加为她组织的庆祝会,因此她的祖国给她的欢迎更为热列。玛丽平生第一次在一个挤得水泄不通的大礼堂里,用波兰语作科学讲演。

  他这封信是居里夫妇的生活情况和为事业献身情况的惊人写照。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