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里内人传: 第天问 孤军奋斗

  人们钦佩玛丽,她在有一个有天才的人支援她的时候,既能够料理家务,又能够完成她所担负的伟大的科学工作。但是人们以为她不可能过更艰苦的生活,也不可能做出更大的努力。

  第一个适合居里夫妇才干的职位,是瑞士提供的,而给予他们最初几个荣誉的,却是英国。

  战争结束了,世界恢复平静。

  可是,“居孀的居里夫人”
所担负的责任,会把一个健壮、幸福而且勇敢的男子吓倒。

  他们在法国已经被授予几种科学奖:比埃尔在1895年得了普朗特奖金,在1901年得了拉卡北奖金。玛丽得过三次若涅奖金。但是在1903年6月,著名的皇家科学会正式邀请比埃尔·居里前往举行镭的讲座时,他们还没有得到法国任何使他们的名字增光的褒奖。这个物理学家接受了邀请,同他的夫人一起到伦敦去参加这次隆重的盛会。

  玛丽怀着信心在远处注意着组织和平的人们在工作。

  她必须抚养两个孩子,供给她们和她自己的生活费用,并且出色地承担一个教授职务。她失去了比埃尔·居里杰出的精神财富,然而她必须把她与这个伴侣一同从事的研究继续下去。他的助手和学生得由她来指示和教导,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使命:创立一个对得起比埃尔的实验室,使青年研究者能在里面发展放射学这种新科学,这是比埃尔未能实现的梦想。

  接待他们的是情深意厚和仁慈的熟人克尔文勋爵。

  战胜国的学者与战败国的学者恢复了交往。玛丽表示她诚恳地愿意忘掉最近的战争,但是同时她也不肯采取她的某些同事所抱的那种友好和热情的态度。

  玛丽操心的第一件事,是要让她的女儿们和她的公公能过上健康的生活。她在梭镇舍曼得费尔路租了一所不甚雅致的住房,但是附有一座可爱的花园,使这所住房也显得美丽了。居里大夫在这里独自住在一侧分开的屋子里。伊雷娜得到一块地,随她自由栽种,她觉得快乐极了。艾芙由保姆照看着,在草地上的草丛里打她喜欢的龟,并且在窄径里追黑猫或虎斑猫。

  这个有名望的长者把居里夫妇的成功看作自己的事,对他们的研究引以自豪,好像这些研究是他自己的成绩。他带他们去参观他的实验室,在走路的时候,他慈父般地用一只手臂搂着比埃尔的肩膀,并以真挚动人的愉快神色把巴黎给他带去的礼物指给他的合作者看。那真是物理学家的礼物:封在玻璃瓶里的一克贵重的镭。

  在接待一个德国物理学家之前, 她往往先问明白
:“他在九·三宣言上签过名没有?”若是签过名,她就只简单地对他表示客气;若是没有,她就比较友好些,随便与她的同行谈科学,好象没有发生过战事一样。这种只有短暂意义的态度,可以证明玛丽对于知识分子在变乱期间的责任有极为崇高的观念。她并不认为伟大的人物能够在战争期间置身事外:四年期间,她忠诚地为法国服务,并且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但是她认为有些行动是知识分子不应该参与的。居里夫人责备莱茵河彼岸在宣言上签字的作家和学者,她认为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不坚定地保卫文化和思想自由,就是背叛了自己的使命。

  居里夫人为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是额外的疲劳:由住处到实验室须坐半小时火车。每天早晨,人们都看见她迈着急促的优美步伐到车站去,像是误了什么必须赶上,像是不知疲倦地在竞赛。这个身穿重孝的妇人永远搭那趟气味不好的列车,永远走进那个二等房间,她的身影不久就为这条路线上的旅客所熟悉。

  举行讲座的那一晚,克尔文勋爵坐在玛丽旁边,她是被允许参加皇家科学协会会议的第一个妇女。英国的学者都聚在那个挤满了人的礼堂里。比埃尔用法语慢慢地叙述镭的特性,后来他请人把握子遮黑,开始作几种惊人的实验:作用镭的魔力由远处使一个金箔验电器放电,他使一个硫化锌的屏蔽放磷光,他在黑纸包裹的照相底版上留影,他证明这种惊人的物质能自发放热那一晚激起的热烈情绪在第二天起了反响;全伦敦都要看镭的“父母”。“居里教授和夫人”被邀赴许多晚餐和宴会。

  玛丽虽然参加了这次大战,但是并没有成为好战分子,也没有成为宗派主义者。1919年,她仍然是个纯粹的学者。

  她很少有工夫回梭镇吃午饭,所以又常到拉丁区那些小饭馆去,这是她从前和现在一样独自去的地方;所不同的,只是她那时候年轻,充满了不自觉的希望。

  比埃尔和玛丽参加这些盛大的招待会,听着人们干杯祝他们幸运比埃尔穿着他在
P.C.N.学部讲课时穿的那件已经磨得有点发亮的旧礼服,虽然他极力客气,仍不免给人“心不在焉”的印象,显得很费力才能了解人们恭维他的话。玛丽不安地感觉到有成千只眼睛在注视自己,注视着这个最稀罕的动物,注视着这个特殊的人:一个女物理学家!

  她一直慈祥地照料着两个亲生的但大不相同的女儿,对她们从不偏爱。在任何生活环境中,她都是伊雷娜和艾芙的保护者和热心的同盟者。后来,伊雷娜自己有了孩子,玛丽对于这两代人,也是一样地照料,一样地关心。

  或者,她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着,慢慢咀嚼一个面包和一个果子。

  她的衣服是黑色的,领口开得很小;她那双被酸液烧坏的手上,没有饰物,连结婚指环都没有。在她旁边,这个邻国里最美丽的钻石就在一些裸露的脖子上闪闪发光。玛丽由衷高兴地看着这些珠宝,并且惊异地注意到她那一向漫不经心的丈夫也在注视这些项链,注视这些“金刚石颈饰”

  居里夫人不知是因为健康好了起来,还是因为老年人的泰然心情已经开始,她变得安祥多了。像一把虎头钳一样紧紧地卡住她的悲哀和疾病,已经放松,时光冲淡了旧日的苦恼1920年5月的一个早晨,一位女士被引进了镭研究院的很小的会客室。她名叫威廉·布朗·麦隆内夫人,在纽约主办一种大型杂志。

  晚上她常常很晚才乘火车回家,家里已经亮了灯。

  当晚,她在脱衣服的时候对比埃尔说
:“我简直想不到世上有这样的珠宝,真是美极了!

  这次约会,她等了好多年了。麦隆内夫人和许多别的人一样颇为玛丽·居里的生活和工作倾倒;而这个美国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大记者,她极力设法去接近她所崇拜的人。

  在冬天,她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去看看前厅里的火炉,自己添煤捅火。她深信世上只有她最会生火,而她也确实知道如何先放纸和劈柴,上面再加上无烟煤或劈柴,像艺术家或化学家一样地安排一切。等那个火炉冒起了火焰,玛丽觉得满意了,就躺在沙发上休息;辛苦了一天,这时候她才喘过气来。

  几天之后,居里夫妇回到巴黎,回到棚屋。他们已经与伦敦结了很牢固的友谊,并且计划了几种合作;比埃尔不久将和他的英国同行杜瓦尔教授一起,发表一篇关于镭的溴化物气体的著作。

  麦隆内夫人参观过合众国各资力雄厚的实验室,知道里面的情形,其中爱迪生先生的实验室简直像一座宫殿。看过那种壮丽建筑之后,再看镭研究院,就觉得它简陋了。这所房子虽然是新的而且也还合用,但是它是照着法国大学建筑的朴实规模造成的。麦隆内夫人也知道在匹兹堡有一些工厂大批炼制镭,她看见过它们发出来的浓烟,以及一长列一长列装载贵重的钒钾铀矿石的车皮她到了巴黎,在一间家具很不完备的办公室里,与发现镭的夫人密谈,她问
:“你最愿意要什么东西?”

  她把悲痛深深藏在心里不使人看见,从来不在别人面前哭泣,不肯人怜悯或安慰,从来不对别人发出绝望的呼声,不告诉人在夜里折磨她的噩梦。但是她的近亲都忧虑地注意着她那总是无目标地向空注视着的目光,注意着她那筋络开始痉挛的手。她那感觉过敏的手指,因为许多次被镭灼伤,刺激过深,止不住总是相互摩擦着。

  盎格鲁萨克逊民族对于他们所钦佩的人是忠诚的。

  居里夫人柔和地回答
:“我需要一克镭,以便继续我的研究,但是我买不起。镭的价格太贵了。”

  在这几年的悲哀时期中,有两个人帮助玛丽:一个是约瑟夫·斯可罗多夫斯基的妻妹玛丽亚·卡米安斯卡,她是一个娇美而且温柔的妇人,经布罗妮雅请求,她应允在居里家里当家庭女教师和管家。她在这里使玛丽觉得与波兰靠近些,这是远离祖国的境况所难以得到的。后来卡米安斯卡女士因身体不好,不得不回华沙,后来是一些别的波兰保姆,不如她可靠,也不如她可爱,代替她照料伊雷娜和艾芙。

  1903年11月,一封信通知居里先生和夫人,伦敦的皇家学会把该会的最高奖戴维奖章赠给他们,以表推重。

  麦隆内夫人想出了一个计划,她要她的同胞赠送一克镭给居里夫人。回到纽约之后,她想找10个有钱的妇女,10个女百万富翁,劝她们每人出一万元,凑起来买这件礼物。没有成功,她只找到三个学术保护人肯如此慷慨。她后来想
:“为什么只要十个有钱的妇女呢?为什么不组织一个全美妇女捐款运动?”

  玛丽的另外一个最可贵的同盟,乃是居里大夫。

  玛丽正不舒服,让他的丈夫独自去参加仪式。比埃尔从英国带回来一枚很重的金奖章,上面刻着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他要在克勒曼大道的房子里,给这枚奖章找个地方安放,他处理得笨极了,丢了,又找着后来,忽然灵机一动,他把它交给女儿伊雷娜,这个六岁的女孩还没有过这样高兴的日子呢。

  在美国,没有办不到的事。麦隆内夫人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其中最积极的委员有威廉·佛·穆狄夫人、罗伯特·米德夫人、尼古拉斯·布瑞狄夫人、罗伯特·阿俾大夫和弗兰西斯·卡特·伍德大夫,准备在新大陆的每一个城市中发起筹募活动。在她拜访居里夫人之后不到一年,她就给居里夫人写信说
:“款已凑足,镭是你的了!”

  比埃尔之死对他简直是一场大灾难,但是这个老人能从他那严格的理性主义中汲取某种勇气;这是玛丽作不到的。他轻视那些无益的悔恨,轻视对于坟墓的崇拜。比埃尔下葬之后,他从来不到墓地去。既然比埃尔已经完全消灭了,他不让比埃尔的幽灵来折磨自己。

  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在1903年12月10日的“正式常会”上,公开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一半授予柏克勒尔,一半授予居里先生和夫人,奖励他们在放射性方面的种种发现。

  这些美国妇女慷慨地援助玛丽·居里。但是,作为交换条件,她们亲切、友好地问她
:“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我们愿意认识你。”

  这位老人在1910年2月25日去世。梭镇的墓地在冬季很冷,而且很荒凉,玛丽在那里要掘墓穴的人作了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工作:她要他们把比埃尔·居里的棺木由穴中移出,把居里大夫的棺木放在底下,再把比埃尔的棺木放下去。在比埃尔的棺木上面留了一个空地方,预备将来葬她自己,因为她愿意与她的丈夫同穴,死后永不分离;她在她的生圹前看了好久,毫无惧色。

  居里夫妇没有参加这次聚会。法国公使代表他们从瑞典国王手中领取奖状和金奖章。比埃尔和玛丽身体都不好,而且工作太忙,不敢在隆冬长途旅行。

  玛丽犹豫不决。她永远怕见人群,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喜欢公开宣传的国家,到那里去拜访是要遇到许多排场和折磨的,她想到这里觉得畏惧。

  居里夫人是教授、研究者和实验室领导人,以同样出奇的强度工作着。她继续在赛福尔教书。她在索尔本被聘为“实任教授”教放射学,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教这种科目的人。虽然她觉得法国中等教育有缺点,可是她对于高等教育深为钦佩,希望能赶上从前曾使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无限惊奇的教师们不久玛丽就着手编她的讲义,在1910年出版一本杰出的《放射学专论》,
共971页,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从那时以来所得到的关于放射性方面的知识,竟要这样一本巨著才能勉强包罗!

  在玛丽·居里的眼睛里,诺贝尔奖金只代表一件事:授予七万金法郎奖金,是瑞典学者对两个同行的工作的推重;因此它不“违反科学精神”的。而且这是减少比埃尔教课钟点借以挽救他的健康的唯一机会!

  麦隆内夫人坚持要她去,把她的异议逐一扫除。

  这本著作前面放的不是著者的像;玛丽在内封的前一页放了一张她丈夫的相片。在两年以前的1908年,另一本600页的书里也放了这张相片,那本书叫作《比埃尔·居里的著作》,
是玛丽整理修订后出版的。

  这张给人幸福的支票在1904年1月2日交到戈卜兰路支行了,他们的极少的存款都在那里。比埃尔终于可以辞去他在理化学校的教职;接替他的是一个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昔日的学生保罗·郎之万。居里夫人自费雇用了一个私人助手,这比等着大学答应给她有名无实的实验室助手来得简单多了,也快多了。

  居里夫人感动了。她抑制住自己的一些顾虑,在54岁的年纪进行平生第一次重大的正式旅行,承担了这次旅行的种种义务。

  这个孀妇给那本书写了一篇序,追述比埃尔的一生,很克制地悼惜他那不幸的死。

  玛丽以借款名义寄了两万奥币给德卢斯基,以便帮助他们创立他们的疗养院。不久又有五万法郎奥西利奖金加在剩下的一笔小款子上,这笔奖金一半是给玛丽·居里,一半给法国物理学家埃都亚·布郎利。他们把这点奖金平分为两部分,一半买法国公债,一半买华沙城债券。

  居里夫人力求隐退,这种努力在法国部分地得到成功。玛丽已经使她的同胞,甚至使接近她的人相信,大学者并非要人。自从她到纽约,这层帘幕揭开了,真相出现了。伊雷娜和艾芙突然发觉,一向与她们住在一起的这个自求隐退的妇人,在世人的眼中代表着什么。

  居里夫人的学生人数与日俱增。美国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在1907年赠给玛丽一些奖学年金,使她在居维埃路可以接受一些新生。他们参加到大学雇用的助手和一些自愿来此工作的人中来。其中有一个天赋极好、身材很高的男孩莫里斯·居里,他是雅克·居里的儿子,在这个实验室里开始他的科学生涯,玛丽为侄子的成功感到骄傲,她始终像母亲一样仁慈地对待他。

  在赠款项下,有给波兰学生的,给玛丽青年时候的一个朋友的,给实验室的工人们的,给一些亟需钱用的赛福尔女学生的玛丽想起从前很亲切地教过她法文的一个很穷苦的妇人——德·圣一欧班小姐,现在是科兹罗夫斯卡夫人。她生在第厄普,住在波兰,在波兰结了婚,她的最大的梦想,乃是重游故乡;玛丽给她写信,请她到法国来,在家里接待她,并且代付由华沙到巴黎和由巴黎到第厄普的旅费。那个善良的妇女总是含泪谈到这个没有料到的莫大快乐。

  美国人在和居里夫人相识之前,已经对她有一种真诚的崇拜,把她列为当代第一流人物。现在她到了这里,和他们在一起,成千成万的人都对这个“疲倦客人的简朴魅力”着了迷,都对这个“羞怯的纤弱妇人”、这个“装束朴素的学者”一见倾倒麦隆内夫人的房子里摆满了鲜花——有个园艺师因为镭治好了他的癌肿,花了两个月功夫亲自培植极美丽的玫瑰花,使它们发芽和开花,以便送给玛丽。

  老合作者、可靠的朋友、出类拔萃的学者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照应这十来个人一组的研究人员。

  玛丽很适当地施赠,不张扬,不轻举妄动,也不过分。她决意在有生之年帮助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她愿意量力而为,以便永远能够继续帮助人。

  就在这所房子里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旅行日程。

  玛丽有一个新研究计划。虽然她的健康日见衰退,她仍把计划完成得很好。她提炼了几公厘氯化镭并且第二次确定了这种物质的分子量。然后她着手离析金属镭。直到那时,她每次制备的“纯”镭,是镭盐这种镭的唯一固定状态。玛丽·居里与安德烈·德比尔纳合作,离析金属镭成功;它能耐受大气因素的作用而不变质。这种操作,是科学中已知的最精细的一种,历史上只作过一次。

  她也想到了自己。她在克勒曼大道的房子里装设了一个“新式”浴室,并且把一间小屋子里的褪色帏幔换了新的,但是她没有想到趁得诺贝尔奖金的机会去买一顶新帽子。她虽坚持要比埃尔辞去在理化学校的教职,她自己却继续在赛福尔教课。她爱她的学生,觉得自己的体力还可以继续任课,而且这是一个有固定薪金的位置。

  美国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专科学院,所有的综合大学,都邀请居里夫人去访问;成打的奖章、名誉头衔、名誉博士学位,都在等着她麦隆内夫人问
:“你当然带了大学教授的长袍吧?

  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研究钋射线。后来玛丽单独工作,发现一种方法,能用镭射气定镭的份量。

  1903年差不多是居里夫妇一生中最可怜的时期。他们的年岁正是天才得到经验的帮助而可以发展到最高度的时期。他们已经在一个漏雨的木板屋里,出色地发现了一克使全世界惊奇的镭。但是他们的使命并未完成,他们的头脑还有发现别种未知的资源的可能性。他们愿意工作,他们需要工作!

  在这些仪式中,这种衣服是必不可少的!“

  放射疗法的普遍发展亟需把这种贵重的材料极精确地分成极小的部分。到了要定一毫克的千分之一这种重量时,
天平就没有多大用处了。
玛丽想到根据放射物质发出来的射线来给这类物质“定量”;
这种困难的技术她做成功了,并且在她的实验室里设一个“测量组”;
学者、医生们以及普通公民都可以把他们的“放射性”产物或矿物拿到这里来检验,领取一份指明镭含量的证书。

  荣誉不关心将来,而比埃尔和玛丽去要向将来努力。荣誉降临大人物身上,用它的全部重量牵制他们,力图阻止他们向前进。诺贝尔奖金授予居里夫妇的消息一发表,千百万的男子、妇女、哲学家、工人、教授、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身上。这千百万人把他们的热心献给居里夫妇,却要换回极大的补偿!他们把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放射学列入已经取得的胜利后就不去帮助它发展,而只忙着玩味它产生时的一些生动细节。他们要打破这一对惊人夫妇的秘密,因为这两个学者的双重天才、坦白生活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已经造成一种传奇。他们的热烈敬仰扰乱了他们的偶像的生活,并且夺去这对偶像希望保持的唯一财富:沉思和宁静。

  玛丽的天真微笑引起了普遍的惊讶。玛丽没有带来大学教授的长袍,最妙的理由是她从来没有这种衣服。索尔本教授都必须有一件长袍,但是居里夫人这位唯一的女教授,却把这种打扮的乐趣让那些男子去享用。

  她发表《放射性元素分类》和《放射性常数表》,同时她完成了另外一项有普遍重要性的工作:制备镭的第一国际计量单位。玛丽很激动地亲手封好一个轻玻璃管,内装21毫克纯氯化镭,把它郑重地存放在巴黎附近赛福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这就是后来遍布五大洲的计量单位的标准。

  当时的报纸上登载比埃尔的相片,旁边就是玛丽的相片——形容玛丽是“一个金色头发的年轻妇人,风度优雅,身材苗材”,
或是“一个可爱的母亲,感觉敏锐,
同时对于深奥的事物有一种好奇的精神”,还有他们的“可爱的小女儿”和一只在饭厅里火炉前缩成一团的叫做第第的猫的相片。这些相片旁边有很美的文字描写那所小房子和实验室,写居里夫妇愿意独自贪图幽趣和清贫风味的两个退居之所。克勒曼大道的房子,成了“贤士之庐”,
成了一所“可爱的住房,地址很远,在巴黎的偏僻而且寂静的区域内,在城堡荫蔽之下,里面隐藏着两个大学者的亲密快乐”。

  麦隆内夫人立刻叫来了裁缝,忙着赶做这种庄严的衣服。衣料是黑罗缎,用丝绒镶边,将来再罩上博士学位应有的色彩鲜明的无袖长袍。在试衣服的时候,玛丽很不耐烦,说袖子碍事,材料太厚,尤其是绸缎刺激她那被镭烧坏了的手指。

  继居里夫妇的荣誉之后,居里夫人个人的声誉日见隆盛,象空气一样地传布出去。梭镇那所住房的抽屉里,塞满了名誉博士学位的文凭和外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证书;这个领受者不想把它们陈列起来,甚至于也不想把它们开列一张单子。

  而那个棚屋也成了名。

  到5月13日,诸事终于齐备。在安德鲁·卡内基夫人家里吃过午餐,在纽约匆匆地游览了一下,居里夫人、麦隆内夫人、伊雷娜和艾芙就动身作流星一般的旅行。

  法国只有两种办法对健在的伟大人物表示尊崇:给予荣誉勋位和科学院院士头衔。1910年拟授予玛丽以骑士十字勋章,但是她受了比埃尔·居里的态度的启发,拒绝加以接受。

  居里夫妇设法拒绝访问,封锁他们的门,自己关在那个从此有了历史价值的简陋实验室里;他们的工作和私生活已经不属于他们了。他们的谦虚使一些最不狡滑的新闻记者惊叹而且尊敬,这种谦虚也出了名,并且变成一件公开的事,变成写文章的好题目。

  重大的日子到了。5月20日,哈定总统在华盛顿将一克镭——或者不如说是象征的镭,赠给了居里夫人。赠她的镭分装许多试管,存放在特别衬了铅皮的匣子里;但是这些试管太贵重,它们的辐射太危险,所以仍旧安全地留在工厂里。一个装着“仿制镭”的匣子放在白宫东厅中央的一张桌子上,大厅里挤满了外交人员、政府高级行政官员、陆海军及大学的代表。

  可是几个月后,一些过于热心的同事劝她申请为科学院院士,她却没有照样拒绝!难道她忘了她的丈夫当年在失败的时候,甚至在胜利的时候所受到的在投票方面的屈辱么?难道她不知道在她周围有许多人嫉妒她么?

  光荣是一面多么惊人的镜子!它有时候照出真相,有时候却象公园里吸引人的哈哈镜那样照出变了形的形象。它摄取它所选的人们的最小的姿势,在它的空间里映出千百种形象居里夫妇的生活,成了时髦酒馆里的谈话资料;报纸上登载居里先生和夫人偶然失去一部分存镭,一个剧院里就立刻上演出讽刺剧,形容这一对夫妇关在棚屋里,不许任何人进去,自己扫地,并且滑稽地在戏台四隅找那丢失的物质。

  四点钟,一个双扇的门开了,一列人走进来:先是法国大使朱塞昂先生挽着哈定夫人,再是哈定总统挽着居里夫人,再是麦隆内夫人、伊雷娜·居里和艾芙·居里,再是“玛丽·居里委员会”的女士们。

  是的,她不知道。尤其因为她是一个天真的波兰女子,她想如果拒绝第二祖国给她的这种崇高的科学荣誉,恐怕显得太自负、太忘恩负义了。

  居里夫妇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贫寒、辛苦、甚至于人们的不公正行为;现在,他们生平第一次显露一种奇怪的神经不安。他们的荣誉越大,他们的不安越甚。

  演说开始了。最后是合众国总统讲话,他恳挚地向她致词,说她是一个“高尚的人,忠诚的妻子,慈爱的母亲;除了她那极艰辛的工作之外,还尽到了妇女的全部天职”。他把一卷用三色丝带扎好的文件交给玛丽,并且把一个用水纹绸带系着的极小的金钥匙,挂在她的颈上,这是那个匣子的钥匙。

  和她竞选的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和著名的天主教徒埃都亚·布朗利。“
赞成居里者”与“赞成布朗利者”,自由思想者与教会中人,赞成选妇女入科学院的人们与反对这种惊人的改革的人们,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对抗,玛丽无能为力地和惊慌地看着这些她没有料到的争论。到四点钟,玛丽·居里只差一票落选了。

  荣誉一定也会给居里夫妇带来一些利益:教席、实验室、合作者以及盼望已久的经费,作为那些磨难的补偿。不过这些好处什么时候才来到?他们焦急等待的时期延长了。

  人们认真地听着玛丽的简短谢词。然后客人们在一片愉快的喧哗声中进入蓝厅,再列队从这个学者面前走过。居里夫人坐在一张椅子上,一语不发地向他们微笑着;他们逐一走到跟前,她的女儿们代她握手,并且依照哈定夫人介绍的人的国籍,用英语、波兰语、法语说客气话。后来他们又排成行列走出去,到了门前的石阶上,一大群摄影记者正在那里等着。

  在居里夫妇的经历中,似乎法国的态度永远在跟着别人走。在1911年这一年的12月,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为了确认居里夫人在她丈夫去世后所完成的出色工作,授予她诺贝尔化学奖金。从来还没有别的得奖人,无论男女,被认为有两次接受这种奖赏的资格。

  比埃尔和玛丽所循的途径虽然不同,可是最后都采取了拒绝荣誉的态度。共同完成一项伟大工作的人,也许会用不同的方式接受荣誉;比埃尔或许冷淡,玛丽也许虚荣但是不然!这一对夫妇胜利地度过这次磨难,而且团结一致,逃避尊荣。

  有幸参加这次仪式的人们,大声疾呼地宣布“镭的发明者接受她的美国朋友赠送的无价之宝”的新闻记者们,如果听到玛丽·居里在哈定总统把那一克镭赠给她之前,就试图放弃它,一定要大为惊异的。在举行仪式的前夕,麦隆内夫人把赠予与文件给她审阅,她仔细读完后从容地说:“这个文件必须修改。美国赠给我的这一克镭,应该永远属于科学;只要我活着,不用说我将只把它用于科学研究。但是假如就这样规定,那么在我死后,这一克镭就成为私人财产,成为我的女儿们的产业。

  玛丽请布罗妮雅陪她去瑞典,并且把大女儿伊雷娜也带去了。这个孩子参加了这次庄严的集会,24年后,她也要在这个大礼堂里接受这种奖金除了照例的接待和在王宫里晚餐之外,还有一些特别为玛丽组织的庆祝会。她保留着的最愉快的回忆是农村妇女组织的一个庆祝会,几百妇女穿着鲜艳的服装,头上戴着插有点亮的蜡烛的花冠,烛光随着她们的动作闪动。

  居里夫妇现在有一个新的理由要过“野人生活”,他们要逃避好奇的人们。他们比以前更常到偏僻的村庄去,若是必须在乡下的旅店里过夜,他们总是用假名字登记。

  这是不行的。我希望把它赠予我的实验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律师来?“

  一项伟大的发现,一种传遍的声望,两次诺贝尔奖金,使当时许多人钦羡玛丽,因此也就使许多人仇视她。

  但是他们最好的化装,还是他们的本来面目。一个笨手笨脚的男子,衣服穿得很随便,在布列塔尼一条空荡荡的路上推着一辆自行车向前走,陪伴他的那个年轻妇人,装束像农村妇女;看见这样两个人,谁会想到他们就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麦隆内夫人觉得有点为难,回答说
:“但是好罢!既然你愿意这样,我们可以在下星期办正式手续。”

  恶毒的诬蔑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一样扑到她身上,并且妄图毁灭她。有一个阴险的运动在巴黎大肆反对这个44岁的衰弱妇人,她因为工作过劳,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居里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成了“鼎鼎大名”。
这对夫妇钱比以前多,快乐的时光却比以前少了。

  “不要等下星期,不要等明天,就在今晚办妥。

  有人责备这个专心工作的学者,说她破坏家庭,玷辱她近年来显扬了的辉煌名姓;虽然她的生活很严肃,很谨慎,而且近几年来特别可怜。

  尤其是玛丽,她已经失去了她的热情和愉快。她不像比埃尔那样完全潜心于科学思想。每日发生的事影响她的感觉和神经,而且引起很坏的反应。

  这个赠予证书要马上生效,我也许会在几小时内死去的。“

  人们不必去批评那些发动这种攻击的人,也不必说玛丽如何绝望地而且时常是如何十分笨拙地挣扎着。

  庆祝镭和诺贝尔奖金的喧哗,使她生气,一时一刻也没有使她放下对比埃尔的病的忧虑;这种忧虑破坏了她的生活。

  在这很晚的时候,费了很大的事找来了一个律师,他和玛丽共同草拟了附属证书。她立刻签了字。

  人们也毋需说到那些新闻记者,他们在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妇人受匿名信烦扰、受暴力的公开威胁而且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还有勇气污辱她。后来其中有些人求她宽恕,
说了许多表示懊悔的话,
流着眼泪但是这个罪行已经造成恶果,玛丽被逼得几乎要自杀或发疯,并且因为体力不支,她患了重病。就在玛丽把前途看得极暗淡的时候,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建议向她提了出来,使她极为激动,而且颇费踌躇。

  比埃尔因为身体上的病痛,感觉到一种重大威胁,每每为时间消逝而不安。难道这样年轻的人就疑心自己快死了么?人们可以说他是在与一个看不见的仇敌比赛速度,他一味固执,一味匆忙,亲切地向他的妻子絮语,使她也不安。他们必须加速研究的节奏,必须利用每一刻时间,必须在实验室里多过几小时。

  在费城,居里夫人和科学界、实业界著名人士交换了礼物:有一个工厂的经理赠送这个学者五十毫克新钍;著名的美国哲学学会授予她约翰·斯考特奖章,为了表示感谢,玛丽赠送这个学会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压电石英静电计,这是她在最初几年研究工作中自己制造并且使用的。

  自从1905年革命发生之后,沙皇政府逐渐动摇,在俄国,对于思想自由作了一些让步,就是在华沙,生活条件也不像以前那样严酷了。1911年,华沙一个较独立的很活跃的科学协会请玛丽作“名誉会员”。
几个月后,那些知识分子想到一个伟大的计划,要在华沙创设一个放射学实验室,请居里夫人来领导,把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女学者迎接回去,让她永远留在祖国。

  玛丽勉强更加努力,但是这种努力超过了她神经耐受力的限度。

  她参观了匹兹堡的制镭工厂,那一克著名的镭就是这个厂炼制的。在大学里,她又得了一个博士学位!

  由一个没有什么顾虑的人看来,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她可以借此体面地离开法国,不再理睬诬谤,不再理睬残忍的行为!

  她过去的命运比他的艰苦。20多年以来,从她还是一个16岁的波兰姑娘,头脑里装满了节日的回忆,由乡下回到华沙谋生的那一天起,她几乎没有停止过工作。她的青年时期在孤寂中度过,在一个冰冷的顶楼里埋头看物理学书籍;而后来在恋爱的时候,恋爱又与工作连在一起,不能分开。

  玛丽穿上她的教授长袍,这件衣服她穿着很合身而且很舒服;但是她不肯用传统的方帽盖住她的头发,她觉得它难看,并且抱怨它“戴不住”。
在一群学生和戴着硬黑方帽的教授中间,她总是光着头,拿着帽子。

  但是玛丽从来不受怨恨的驱遣,她急切地、真诚地考虑自己的责任所在。回国这个主意很吸引她,同时也使她害怕。这个妇人身体的虚弱状况,使她惧怕作任何决定。此外还有一件事:居里夫妇渴望了很久的实验室,现在终于决定创设了。这时候逃离巴黎,就是使这个希望全归乌有,就是消灭一个伟大的梦想。

  玛丽把对于科学的爱和对于丈夫的爱融会于一种热诚之中,强制自己过一种紧张的生活。比埃尔和她一样深情,他们的理想也是一致的。但是比埃尔有过很长的懒散时期,有过热烈的青春,有过活泼的情绪。

  最会打扮的人也想不出更好的主意!她的脸在周围许多人的脸中间,显出了天然的美,玛丽自己却毫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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